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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蒙 一本书改变了后半生

  1965年,新疆伊宁县巴彦岱乡来了一个神秘的年轻人。很瘦弱,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,一句维吾尔语也不会说。当地的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人也无从得知他的身份,只知道他是汉族人,被安排住在收养过汉族孤儿的海力切汗大姐家,以后会和他们一起劳动、生活。

  时间晃荡着就过去了,这个叫王蒙的人却没有在岁月里晃荡。他学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,当上了生产队副大队长,白天参加劳动时和大家一起卖力,晚上总是在不停地写着什么。当地人一直以为他是个普通汉族农民,过了很久才知道,王蒙其实是从北京来的作家。

  2013年4月13日,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王蒙北京的家中。聊起当年岁月,79岁的王蒙对在新疆的16年依然记忆犹新。他丝毫不打磕巴地向记者大段背诵着维吾尔语版的《毛主席语录》,更谈起了那16年里唯一创作的小说——《这边风景》。尘封30多年后,这部70万字的著作于日前出版。王蒙说:“它不但填补了我自己的空白,更是为那个年代的文学填补了空白。”

  一直以来,王蒙的作品都在记录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,这也与他本人的经历息息相关。

  1934年,王蒙出生在北平。11岁时,就和地下党接触,做的是群众工作,“就是多发表文章,抨击的黑暗统治,吸引更多的人参加革命。”在王蒙的记忆里,做地下党最危险的日子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,解放军即将进入北平时,为了防止敌人捣乱,学联让他们这些“骨干分子”每人手里拿一个大棒,每隔5米站一个人,保卫地安门大街。

  19岁时,王蒙已当上北京东城区团委干部,开始写他的处女作《青春万岁》,讲述新中国的成立给当时的年轻人带来怎样的欢呼和梦想。读过这部小说的人,都不约而同地用4个字表达心情:热血澎湃;都记住了一句诗一般的宣言:“所有的日子都来吧,让我编织你们!”

  《青春万岁》虽是1953年就动笔了,可到1979年才出版。在上世纪50年代,让王蒙震动文坛的是另一部小说——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。就是因为这部描述区委组织部门真实工作状态的小说,不到22岁的他被打成“”,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了将近5年。“但对我的批评还算比较温和吧,当时人民日报准备刊发一篇文章专门批判我,校样送到毛主席手上后,被制止了。”

  王蒙说,自己在那段时间很困惑。为了重新找到方向,也为了响应毛主席“经风雨,见世面”的号召,1963年12月,已经到北京师范学院(现首都师范大学)任教的王蒙,选择了前往新疆。

  王蒙先是到了新疆文联,“可我想去的是农村呀”,于是,他又从乌鲁木齐坐上汽车,坐了整整3天,这才到了巴彦岱。“那个年代去基层锻炼的人不少,作家张炜、铁凝等都去挂过职。可是我跑得实在太远了,而且不是单纯挂职,是实实在在同吃同住同劳动。”

  现在回想起来,王蒙对新疆的生活只用4个字评价:不可摧毁,那也是一位评论家对他作品的评价。“我去的时候,心里是困惑的,行为是不得已的,但我愿意接受这种生活考验,劳动就劳动,有什么难的。”

  1974年,王蒙读了一篇安徒生的童话,描写一个人如何一事无成。他深受刺激,决心要写出一部长篇来。伏案4年,写出70万字,就是《这边风景》。“很多人以为我是在‘文革’期间写的,肯定挑战了当时的意识形态。其实不是的,相反,我尽可能地去接受它。但我写的并不是意识形态,而是线年代的新疆边境大逃亡、‘四清’运动,当地人如何闹洞房……写得非常细。”王蒙对记者说:“那是他写的,是那时的王蒙,不是我,因为现在的我根本写不出那么真实、细腻的生活。”

  这本大部头的小说在当时没能发表,王蒙说是因为它“先天中了‘左’的毒”。“1978年写完,抬头一看,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’、‘人民公社化’都不合时宜了。只好把它束之高阁,最后自己都忘了。”直到2012年3月,王蒙的妻子崔瑞芳去世,儿子与儿媳打扫房间时才意外发现了它。“这是从坟墓中翻了个身,走出来的一部书。”王蒙说。

  书的扉页上写着“纪念崔瑞芳”。她曾在《我的先生王蒙》中提到,正是《这边风景》改变了王蒙后半生的命运。王蒙就此回应:“是的,它使我在最困难时回到写字台前,使我增加了写作的自信,使我相信,无论在什么形势下,生活不可摧毁,文学不可摧毁,世界不可摧毁。”

  旧稿出版,王蒙觉得悲喜交加:“作家林斤澜曾说过,我们这代人50年代崭露头角,80年代才重新做事,中间二三十年都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就像吃清蒸鱼,只有头尾,肉最肥厚的中段却没了。我很幸运,因为我找到了鱼的中段。”

  正是为了填补那一代人的空白,王蒙才决定出版《这边风景》。他尽量保持小说原貌,不做过多修改,同时在章节末尾加上了“小说人语”,以现在人看过去的方式对当时背景进行交代。

  王蒙是个有强大自信的人,在采访过程中,这种自信随时可以感受到。他告诉记者,2008年,他曾给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录节目,要用英文对话。为此,他恶补英语,他的节目播出时,是与龙永图这样的“英语”大腕的节目放在一起,他说得顺溜极了,丝毫没有“露出破绽”。几个月前的国务院中央文史研究馆蛇年春节联欢会上,王蒙还用俄语演唱了一首《遥远的地方》。

  王蒙:我只是对新鲜的经验特别有兴趣。学语言如此,去新疆如此,上世纪80年代末当文化部长如此,如今耄耋之年和孙辈玩微信也如此。

  环球人物杂志:您去年出了《中国天机》,今年除了出版《这边风景》,还有《明年我将衰老》,它们讲了真话,写了真实的生活。但同时,是否还是回避了一些更现实的问题?

  王蒙:人们总是要求当代作家像鲁迅一样。可我觉得作家写得已经很多了,要求痛骂的话,看网上的段子就行了。小说是更复杂的,有多重的解释。

  王蒙:我是戴着镣铐跳舞,但是也跳好了。我写人物心理,写人物品格,写生活对人的吸引力,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老王手里出来的活。从理论上说,创作越自由越好,因为作家的想象力能够得到充分发挥;但在太过自由的情况下,写作似乎又太轻而易举了。我只能说,戴着镣铐跳舞有戴着镣铐的特色。中外文学史上,那些最好作品的生产者谁又没有戴镣铐呢?屈原没有?曹雪芹没有?托尔斯泰没有?

  环球人物杂志:很多人都认为,在网络年代,文学的力量越来越薄弱。您觉得文学在当代的意义是什么?

  王蒙:还是要对文学抱有希望。《茶馆》里的王利发说,年轻时牙好却吃不到花生豆,年老了有花生豆吃却没牙。文学就是当你没花生豆吃的时候,可以虚构出花生豆,获得快乐;而当你没牙的时候,你又可以回忆花生豆的味道,同样产生快乐。写字、读书使我感觉良好,即使现在中国文学的情况不令人满意,我也要鼓励年轻人多读好书。

  1965年,新疆伊宁县巴彦岱乡来了一个神秘的年轻人。很瘦弱,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,一句维吾尔语也不会说。当地的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人也无从得知他的身份,只知道他是汉族人,被安排住在收养过汉族孤儿的海力切汗大姐家,以后会和他们一起劳动、生活。

  时间晃荡着就过去了,这个叫王蒙的人却没有在岁月里晃荡。他学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,当上了生产队副大队长,白天参加劳动时和大家一起卖力,晚上总是在不停地写着什么。当地人一直以为他是个普通汉族农民,过了很久才知道,王蒙其实是从北京来的作家。

  2013年4月13日,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王蒙北京的家中。聊起当年岁月,79岁的王蒙对在新疆的16年依然记忆犹新。他丝毫不打磕巴地向记者大段背诵着维吾尔语版的《毛主席语录》,更谈起了那16年里唯一创作的小说——《这边风景》。尘封30多年后,这部70万字的著作于日前出版。王蒙说:“它不但填补了我自己的空白,更是为那个年代的文学填补了空白。”

  一直以来,王蒙的作品都在记录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,这也与他本人的经历息息相关。

  1934年,王蒙出生在北平。11岁时,就和地下党接触,做的是群众工作,“就是多发表文章,抨击的黑暗统治,吸引更多的人参加革命。”在王蒙的记忆里,做地下党最危险的日子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,解放军即将进入北平时,为了防止敌人捣乱,学联让他们这些“骨干分子”每人手里拿一个大棒,每隔5米站一个人,保卫地安门大街。

  19岁时,王蒙已当上北京东城区团委干部,开始写他的处女作《青春万岁》,讲述新中国的成立给当时的年轻人带来怎样的欢呼和梦想。读过这部小说的人,都不约而同地用4个字表达心情:热血澎湃;都记住了一句诗一般的宣言:“所有的日子都来吧,让我编织你们!”

  《青春万岁》虽是1953年就动笔了,可到1979年才出版。在上世纪50年代,让王蒙震动文坛的是另一部小说——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。就是因为这部描述区委组织部门真实工作状态的小说,不到22岁的他被打成“”,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了将近5年。“但对我的批评还算比较温和吧,当时人民日报准备刊发一篇文章专门批判我,校样送到毛主席手上后,被制止了。”

  王蒙说,自己在那段时间很困惑。为了重新找到方向,也为了响应毛主席“经风雨,见世面”的号召,1963年12月,已经到北京师范学院(现首都师范大学)任教的王蒙,选择了前往新疆。

  王蒙先是到了新疆文联,“可我想去的是农村呀”,于是,他又从乌鲁木齐坐上汽车,坐了整整3天,这才到了巴彦岱。“那个年代去基层锻炼的人不少,作家张炜、铁凝等都去挂过职。可是我跑得实在太远了,而且不是单纯挂职,是实实在在同吃同住同劳动。”

  现在回想起来,王蒙对新疆的生活只用4个字评价:不可摧毁,那也是一位评论家对他作品的评价。“我去的时候,心里是困惑的,行为是不得已的,但我愿意接受这种生活考验,劳动就劳动,有什么难的。”

  1974年,王蒙读了一篇安徒生的童话,描写一个人如何一事无成。他深受刺激,决心要写出一部长篇来。伏案4年,写出70万字,就是《这边风景》。“很多人以为我是在‘文革’期间写的,肯定挑战了当时的意识形态。其实不是的,相反,我尽可能地去接受它。但我写的并不是意识形态,而是线年代的新疆边境大逃亡、‘四清’运动,当地人如何闹洞房……写得非常细。”王蒙对记者说:“那是他写的,是那时的王蒙,不是我,因为现在的我根本写不出那么真实、细腻的生活。”

  这本大部头的小说在当时没能发表,王蒙说是因为它“先天中了‘左’的毒”。“1978年写完,抬头一看,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’、‘人民公社化’都不合时宜了。只好把它束之高阁,最后自己都忘了。”直到2012年3月,王蒙的妻子崔瑞芳去世,儿子与儿媳打扫房间时才意外发现了它。“这是从坟墓中翻了个身,走出来的一部书。”王蒙说。

  书的扉页上写着“纪念崔瑞芳”。她曾在《我的先生王蒙》中提到,正是《这边风景》改变了王蒙后半生的命运。王蒙就此回应:“是的,它使我在最困难时回到写字台前,使我增加了写作的自信,使我相信,无论在什么形势下,生活不可摧毁,文学不可摧毁,世界不可摧毁。”

  旧稿出版,王蒙觉得悲喜交加:“作家林斤澜曾说过,我们这代人50年代崭露头角,80年代才重新做事,中间二三十年都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就像吃清蒸鱼,只有头尾,肉最肥厚的中段却没了。我很幸运,因为我找到了鱼的中段。”

  正是为了填补那一代人的空白,王蒙才决定出版《这边风景》。他尽量保持小说原貌,不做过多修改,同时在章节末尾加上了“小说人语”,以现在人看过去的方式对当时背景进行交代。

  王蒙是个有强大自信的人,在采访过程中,这种自信随时可以感受到。他告诉记者,2008年,他曾给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录节目,要用英文对话。为此,他恶补英语,他的节目播出时,是与龙永图这样的“英语”大腕的节目放在一起,他说得顺溜极了,丝毫没有“露出破绽”。几个月前的国务院中央文史研究馆蛇年春节联欢会上,王蒙还用俄语演唱了一首《遥远的地方》。

  王蒙:我只是对新鲜的经验特别有兴趣。学语言如此,去新疆如此,上世纪80年代末当文化部长如此,如今耄耋之年和孙辈玩微信也如此。

  环球人物杂志:您去年出了《中国天机》,今年除了出版《这边风景》,还有《明年我将衰老》,它们讲了真话,写了真实的生活。但同时,是否还是回避了一些更现实的问题?

  王蒙:人们总是要求当代作家像鲁迅一样。可我觉得作家写得已经很多了,要求痛骂的话,看网上的段子就行了。小说是更复杂的,有多重的解释。

  王蒙:我是戴着镣铐跳舞,但是也跳好了。我写人物心理,写人物品格,写生活对人的吸引力,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老王手里出来的活。从理论上说,创作越自由越好,因为作家的想象力能够得到充分发挥;但在太过自由的情况下,写作似乎又太轻而易举了。我只能说,戴着镣铐跳舞有戴着镣铐的特色。中外文学史上,那些最好作品的生产者谁又没有戴镣铐呢?屈原没有?曹雪芹没有?托尔斯泰没有?

  环球人物杂志:很多人都认为,在网络年代,文学的力量越来越薄弱。您觉得文学在当代的意义是什么?

  王蒙:还是要对文学抱有希望。《茶馆》里的王利发说,年轻时牙好却吃不到花生豆,年老了有花生豆吃却没牙。文学就是当你没花生豆吃的时候,可以虚构出花生豆,获得快乐;而当你没牙的时候,你又可以回忆花生豆的味道,同样产生快乐。写字、读书使我感觉良好,即使现在中国文学的情况不令人满意,我也要鼓励年轻人多读好书。